1946年普选是领导者为了民族未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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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关于1946年越南首次普选的意义已被多次提及，但从您个人的视角出发，除了已总结出的价值外，从当前时点看，还有哪些新的方面？

阮士勇博士： 越南首次普选是一个已被历史浓墨重彩记录的事件，尤其是在确立革命政权的合法正名、肯定人民主权及开启合宪代表机构等基础价值方面。然而，从当前时点看，我认为这一事件还引发了一些非常值得深思的方面。

第一，那是极其艰难境况下诞生的国家体制建构思维。当独立尚且稚嫩、内忧外患包围之时，组织普选投票不仅是一个大胆的政治决定，更体现了长远眼光：为一个基于人民授权而非强加力量或纯粹革命性的权力秩序奠定基础。这是当今背景下非常具有时事意义的教训，即体制改革仍需先行一步，为发展开辟道路。

第二，1946年普选表明，民主并非富裕或稳定的奖赏，而是领导者为了民族未来所做出的有意识选择。这提醒我们，民主不是“有了才做”的东西，而是必须在国家的具体条件下坚持建设、保护并使其日益实质化的东西。

阮士勇博士：培育普选精神也是培育当今的民主文化和公民责任

第三，从现在看，我认为这一事件还提出了一项贯穿性的要求：民主必须制度化，而不仅仅在精神上得到肯定。正是通过首次普选形成越南国会，将人民权力从一种政治道义价值转变为国家具体的运行结构。这对当今国家治理创新事业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所有的渴望、所有的口号都需要通过体制和执行机制来“锚定”。

可以说，首次普选最持久的价值在于它仍在继续照亮新阶段完善法治国家、发展民主及建构国家未来的道路。

—80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但首次普选日的精神依然完好。先生，我们需要提高继承和培育意识的贯穿性内容是什么？

阮士勇博士： 依我看，需要从首次普选精神中得到最有力继承和培育的贯穿性内容，正是“权力属于人民”且必须得到实质性组织与运行的原理。

八十年前，普选的最大价值不仅在于民众首次手持选票，更在于那张选票被转化为一个具体的代表机构，在那里人民意志成为国家权力的基础。这种精神贯穿了我国的立宪和立法历史，并在当今背景下依然保持其价值。

今天继承这种精神不仅是重温历史，更是不断深化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人民不仅是授权的主体，还是监督、参与和享受国家治理成果的主体。这要求各机构，首先是越南国会，必须不断创新，以真正成为全民意志、愿望和智慧汇聚的地方。

培育普选精神，因此也是培育民主文化和公民责任。其中，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应置于与人民利益的紧密联系之中，每一步发展都应以民众得到更好服务、更多倾听和更多信任的程度来衡量。

这正是让首次普选的精神在当下继续保持生机并向未来传播的最切实方式。

—作为一位始终紧跟最高权力机关变革的人，先生，如果真正凝练起来，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越南国会在立法层面有哪些重大的变革？

阮士勇博士： 如果真正凝练起来，我认为在立法层面，越南国会在其整个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次具有基础性的重大变革。

第一，是从情势性立法向系统性和战略性立法的转变。在初期阶段，法律主要是为了满足保卫新生政权和组织社会生活的眼前要求。逐渐地，国会形成了按计划、按领域并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的立法思维，特别是自革新时期至今。

第二，是立法观念上的质变。法律日益被视为不仅是管理工具，更是保障人权、公民权及确立发展环境的机构。这通过宪法和许多重要法律将人、企业和市场置于中心位置，同时推崇法律的透明性、可行性和稳定性表现得非常清楚。

第三，是立法活动的专业化及扩大参与性。国会日益注重独立审查、政策辩论，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及受影响对象的意见。立法活动因此不再是封闭的工作，而是逐步成为一个政策对话的过程。

可以说，从为了“管理”而立法，国会已经并正在迈向为了“赋能发展”而立法。这正是越南国会立法征程中最深刻且具有最长久意义的变革。

—全民即将步入新一届国会选举，先生，需要做些什么让国会真正满足选民的期盼和愿望？

阮士勇博士： 依我看，为了让越南国会在新任期真正满足选民的期盼和愿望，需要集中于三件核心工作。

第一，提高国会代表质量。选民期望国会是智慧、本领和高度责任精神汇聚的地方。因此，候选人选拔、推荐工作需要更加务实，重视立法能力、政策辩论能力、公务道德及服务人民的精神，而不仅仅依靠结构或形式。

第二，大力创新国会的活动方式。国会需要继续从“颁布多部法律”向“颁布高质量、稳定、可行及可预测的法律”转变。每一部法律必须清楚回答以下问题：解决了生活的什么问题？化解了民众和企业的哪些障碍？以及是否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第三，深化国会与选民之间的联系。倾听不仅停留于形式上的接触，更必须转化为具体的立法和监督行动。当选民看到自己的声音在议场和政策中得到反映时，对国会的信心将得到稳固加强。

换句话说，满足选民的期盼不是靠承诺，而是靠一个日益专业、亲民、懂得倾听且敢于担责的国会。这也是在国家新背景下延续首次普选精神的最切实方式。

—即将召开的党十四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标志着越南步入新发展纪元。先生，第十六届国会代表需要如何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

阮士勇博士： 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启了国家的一个新发展阶段，提出了更高、更快和更可持续的要求。在此背景下，第十六届国会代表需要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仅是担任一个普通的任期，更正在肩负着为整个发展纪元建构体制基础的责任。

首先，是提升立法质量的责任。本任期通过的每一部法律都需要被视为国家长远未来的“基石砖”，确保稳定、透明、可行并鼓励创新创意。立法不仅为了管理，更是为了开路，释放资源并保护正当的创意。

其次，是监督及与执行过程同行的责任。在新发展纪元，主张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必须通过有效监督、坦率的政策对话及对选民负责到底的精神来缩短。

更重要的是，第十六届国会代表需要怀揣着最高程度代表和服务人民的意识。每一项立法或监督决定不仅影响当下，还塑造着后代的发展机会。

简而言之，第十六届国会代表最大的重任是将党十四大确立的发展渴望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法律和运行机制，让新纪元不仅是一个宣言，而成为国家生活中生动的现实。

—衷心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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