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江山命运的书信

已故总书记黎笋与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胜利后视察西贡和嘉定。

时代视野

国家刚刚诞生就陷入了“三千日不停歇”的战火之中。长达九年的抗法战争使人民疲惫不堪，经济、粮食、武器等都已枯竭。但就在此时，命运又将我们推入了一场新的战争。敌人更加强大，野心也更大。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弥漫着对美国的恐惧和崇拜。特别是考虑到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不少人感到动摇。

当时，黎笋总书记却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他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没有哪个帝国主义国家像美国那样遭受如此多的失败”。而且当时“在越南，美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很弱”。或者说“在这里，美国军事上并不强大”。

美国的军队拥有最多样化、最庞大的兵力、最先进的武器和作战技术，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在1974年10月10日“致七强同志 (1)”的信中，他详细阐述道：“谈到强弱，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对力量进行比较……但是，谈论强弱，要从革命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出发，要以对军事和政治的综合评估为基础；要考虑实力和时机，客观条件和领导艺术；要在运动过程中，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考察这些因素。不能仅仅以军队、单位、据点的数量，武器装备和战争工具的数量来比较和评估强弱。”

通过以上方法的分析和判断，他得出结论：美国的失败是必然的，而且是全面的失败，不仅是政治上的失败，也是军事上的失败。他之所以评估美国必败，还因为他认为：当美国的战争达到顶峰，即达到无法逾越的极限却仍然无法取胜时，就必然会走下坡路，最终认输。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学院曾写道：“像越南这样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民族，能够与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对抗，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并非易事”。

然而，他的判断并非主观臆断或一厢情愿。因为他对对手的评估非常切合实际，非常科学。他写道：“如果我们用了九年时间打败法国，那么打败美国就需要两倍的时间”。基于这一预见，早在1954年，当他送别北上集结的同志们时，他就约定“20年后我们再相见”。也就是说，他预料这场战争我们将会取得胜利，但需要20年之后。

在“致十菊同志 (2) 及南方中央局（1962年7月）”的信中，他分析道：“美帝国主义必然会失败，但会失败到什么程度。我们必然会胜利，但会胜利到什么程度。这是必须准确衡量的事情”。后来他又补充说：我们将战胜美国，但不可能像战胜法国那样，即通过包围歼灭的方式取胜。对于美国，我们只能通过将美国拉到最低限度来取得胜利。也就是说，迫使他们放弃奴役越南的野心，卷起旗帜回国。

越南的智慧和本领

他明确了南方革命的道路是“不像中国那样，通过长期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用军事力量解放全国，而是要走越南的道路，也就是说，要有局部起义，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然后发展到总起义，主要依靠政治力量，配合武装力量，把政权夺回到人民手中”（1961年2月7日“致菊十同志及南部同志”的信）。

已故总书记黎笋于1979年在乂静省西孝农场与干部、工人交谈。

他直接指挥战场上的战斗。并且通过每一场战斗，他都能分析和判断，准确把握战场态势。他用一句简短的话概括了美国在“特种战争”中的失败过程：“自从邑北战役以来，美国意识到无法战胜我们，到了 平也 战役，美国意识到将在‘特种战争’中输给我们。”（1965年2月“致春哥同志 (3)”的信）。到了“万祥”战役，他得出结论，我们可以在局部战争中战胜美国。1968年，他判断“美国在战略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并且“美国目前在越南的战争努力已经达到了顶峰”。当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仍然无法战胜我们，就意味着美国将会失败。

当我们在各个战场取得许多胜利，并最终迫使对方签署《巴黎协定》这一转折性成果时，他分析并指出：“对我们来说，《巴黎协定》的重点不在于承认两个政权、两支军队、两个控制区，进而成立三方政府，而关键在于美军必须撤出，而我们的军队则留下，南北走廊仍然连接，后方与前方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的进攻态势依然稳固。我们的意图是保持我们在南方的力量和态势，以便继续向敌人进攻……”（摘自1974年10月10日“致七强同志”的信）。

1962年，在他写给当时的区党委书记十菊同志的信中，他写道：“我们只是重申，必须始终牢牢把握‘越战越强，没有必胜把握就不打’的方针。”他当时的斗争观点是注重稳妥。但10年后，战场和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意识到解放南方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以及1974年10月10日“致七强同志”的信中下定决心：“现在，我们正拥有一个时机。二十年的战斗才创造了这个时机，我们必须抓住它，使民族解放事业取得彻底胜利。”

他进一步分析和预测：当美国失败被迫撤出后，很难再卷土重来，而其他侵略势力想要“填补空白”也还没有机会。因此，“除了这个时机，没有其他时机”，“如果再拖延十年十五年，形势将会无比复杂”。从1974年开始制定的在两三年内解放南方的计划非常周密、坚决，但也非常灵活，具有高度开放性，可以利用战场以外的各种情况，包括敌人的内部情况、外交战线和世界局势等等。因此，当有机会时，这个计划不断被缩短到1年、6个月，然后是2个月。这看起来似乎主观和冒险，但实际上，他和政治局已经看到了战场上出现的新现象、新可能性，看到了预示这些可能性的“信号战役”，例如 福龙、邦美蜀……

到了1975年1月，也就是政治局会议后的两个多月，他下令：“以最快速度，向敌人的最后巢穴发起战略决战”，并且“我们必须抓住战略时机，决心实施总攻和起义，在最短时间内胜利结束解放战争。最好是在今年4月开始并结束，不要拖延。必须‘神速、大胆、出其不意’地行动。必须在敌人恐慌、崩溃的时候立即发起进攻”（1975年4月1日14时“致七强同志、六同志、俊同志 (4)”……

他还提出了关于结束战争、出奇制胜以及如何巧妙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我们不仅要决心打败美国，而且要知道如何打、如何赢。‘既然知道如何正确地开始，知道如何长期作战，我们就必须知道如何正确地结束。’”

朴实而革命

30年前，黎笋总书记指挥南方战场的信件被公开。此前，这些信件是决定战争命运、乃至当时整个民族命运的绝密文件。作为绝密文件，讨论的是最高层的问题，但却没有署名或职务，只是写着“致同志们”或“致同志”。信的末尾，他总是只签一个字“BA”（三），即他的化名：三笋（Ba Duẩn）……信的开头，他通常以非常朴实的方式直接切入主题，例如“形势变化迅速”或“政治局已于……开会”或“今天早上我刚收到……”。对于写给地方领导干部的信，他通常在信的开头用亲切的语气进行鼓励，例如“亲爱的同志们！”，或者在信的末尾写上“亲切问候并祝胜利”。

《致南方书信集》封面

阅读《致南方书信集》，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机密的重要性、军事命令的严谨性和坚定性，而且在许多信中，我们还能感受到军事战略、科学哲学、政治和革命观点的学术性。虽然《致南方书信集》基本上带有作者冷静、坦率、清晰、简洁的语气，并且带有指示、命令和军事政治科学的文风，但读者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在面对革命形势和战场态势时的感受。

这一点在1974年末、1975年初指挥南方战场的指示信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些信件充满了激情，读者仿佛置身于三军将士面前，刀光剑影，欢呼声和领袖的号召声响彻云霄。他写道：“1975年3月27日18时……邦美蜀和西原的辉煌胜利为解放岘港创造了时机。我们必须集中两方面的兵力，从承天-顺化打进去，从南-乂打出，迅速歼灭岘港的所有敌军，不让他们撤退，以便集中兵力保卫西贡。在这个时候，时间就是力量。必须采取极其大胆、出其不意的行动，使敌人措手不及……必须采取特殊措施，以最快速度行军，及时控制、占领机场、港口，包围、分割，以歼灭敌人……”（“致功五同志和二孟同志 (5)”的信）。

在“致七强同志、六同志、俊同志”的信中，有一段写道：“我国的革命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发展。因此，政治局决定：我们必须抓住战略时机，决心实施总攻和起义，在最短时间内胜利结束解放战争。最好是在今年四月开始并结束，不要拖延，行动必须‘神速、大胆、出其不意’。必须在敌人恐慌、崩溃的时候立即发起进攻……”。

有些信件不到100字，体现了紧急性和军令的性质，他写道：“形势变化迅速，需要抓紧时间紧急行动。因此，俊同志应该早点到中央局去见强七同志，立即讨论攻占西贡的计划。六同志也将直接在那里开会。强七同志和阮四同志 (6) 不再去西原了”（1975年3月31日11时“致强七同志、六同志、俊同志”的信）。

越接近解放日，捷报频传，总书记也毫不掩饰他对南方将领和领导人的喜悦和鼓励。他经常在信的末尾写道“我向你们致以必胜的问候”、“祝你们身体健康”或“抓住大好时机，我们一定能取得全胜！”。而且，在他的信中很少像这样对将士们露出笑容：“政治局赞扬第五军区军民的辉煌胜利，并期待岘港前线传来大捷的消息。”（1975年3月27日“致五功同志和二孟同志”的信）。或者：在1975年3月29日16时“致七强同志”的信中，他像兄长写给弟弟一样表达了感情：“祝你们身体健康，大获全胜”。

他为这场战争发出的最后一封信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4月30日。这是总书记代表政治局写给所有参加胡志明战役的西贡-嘉定干部、战士、党员、团员和人民的嘉奖信。

越南和加拿大就立法机构运作模式交换意见 越南国会办公厅副主任范太河建议加拿大-越南友好议员协会主席陈圣源和加拿大国会秘书、外交部长负责领事工作助理帕姆·达莫夫继续为推动两国国会外交关系发展，支持彼此在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上的立场等作出贡献，希望加拿大议员为帮助旅居加拿大越南人群体采取切实行动。

跟随菲德尔回到故乡广治，50年的回顾与反思 值此古巴共和国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越南南方解放区广治省50周年之际（1973年9月），《越南时代》杂志引用并谨向读者介绍外交部前美洲司司长阮春风先生讲述菲德尔从非洲阿尔及利亚到越南南方解放区的行程的题为《跟随菲德尔回到故乡广治，50年的回顾与反思》的文章。阮春丰先生是陪同并配合服务菲德尔总统访问广治之行的翻译工作的历史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