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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与深情

韦洪月(中国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教师)曾赴越南攻读博士学位。可跟随她回到南宁的,不只是一张文凭,还有一路积攒下来的深情。

决定离开南宁去越南读博时,我以为最大的挑战是远离家人、适应新环境。直到真正开始写论文,我才明白,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怎样能够静下心来坐在书桌前撰写论文。

有的章节刚改完,又得重写。有些日子,我白天跑图书馆、做田野调查,晚上回到宿舍还要对着电脑忙到深夜。论文在不断的修改与完善,而三轮的答辩已经迫在眉睫,并且每一轮都有不同的要求和严格的程序。有时我真的有些茫然,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走完这条路。

2024年9月,韦洪月(左三)与中国、日本留学生在和平省做田野调查,在当地人家中共进晚餐。

但我渐渐发现,这一路,我从来不是一个人。


韦洪月(左一)与导师一家共进晚餐。


韦洪月与班级学生一起包春卷。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的导师。

每逢周末,导师和师母常叫我去家里吃饭。有时我跟着学包春卷、调蘸料,有时还能够一块儿去菜市场买水果。我渐渐习惯了蘸新鲜柠檬汁的味道,学会了包出不破皮的春卷,也爱上了从前很少吃到的荔枝、龙眼、柚子和莲雾。

后来回到南宁,我还保留着这些习惯。有时也会自己包春卷,给家人和学生尝尝。每一次春卷包好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河内那个温馨的小厨房。有些味道会跟着人很久,因为留在记忆里的不只是美食,还有教你做这道菜的人的那份深情。

有时周末晚上,吃过饭,餐桌就成了我和导师改论文的地方,一忙就到深夜。导师一页页看初稿,师母默默端来热茶和水果。没有慷慨激昂的话语,可正是这些平常的夜晚,让我觉得自己不只是从中国来的博士生,更是被导师一家关心、接纳的学生。

如果说导师和师母让我在学业上有了依靠,
那么越南的朋友们,则让我在异乡的生活多了许多温暖。


河内离南宁约400公里。家里有急事时,我就坐车回国几天,再返回越南。我和一位要好的大哥——山哥,有一个很简单的约定:我又回到越南时,就给他发条信息。

有时,河内的天还没亮透,我的电话就响了。

“阿月,20分钟后我到你学校大门口。”

他家离我学校近四十公里,一周工作都很忙,可每次知道我回到河内,他总会特意开车赶过来,只为和我一起吃顿早餐。

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围着一碗粉短暂相聚。他问我论文写得怎么样,生活习不习惯,需不需要帮忙。吃完,他笑着说:“快回去接着写论文吧,我去上班了,不然迟到了。”

来去匆匆,只为确认我这个中国妹妹已经平安回到河内,而且不必独自感到孤单。

2025年,韦洪月赴兴安省参加朋友婚礼。

这份温暖,还来自许多人。

有一次,一位朋友邀请我去兴安省参加婚礼。我坐在热闹的宴席中间,长辈和平辈不停往我碗里夹菜、倒水,用越南语关切地问这问那。有些话我一时还听不太懂,却知道那都是好意。没人把我当成从中国来的外人。大家只介绍说我是“新郎新娘的朋友”,然后拉着我,像一家人一样合影。

我不再觉得自己只是来求学的过客,而像是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和越南人相处久了,我发现最打动我的,不只是热情好客。越南人很自然地把“家”的范围扩大:只要是亲友的朋友,他们也愿意当成自家孩子看待。这样的关系不靠血缘,而靠真诚和信任。也许正因为如此,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才很少觉得自己是局外人。

2025年,韦洪月(右一)与越南同事前往沙坝(Sapa)考察。

提起越南,人们常想到风光、美食和著名的文化遗产。但在我心里,最难忘的,永远是人。

有些细小的关心,若只是来旅游几天,或许永远体会不到:课后一句嘘寒问暖,周末一顿家常便饭,清晨打来的电话,或者知道我写论文压力大,约我出去喝杯咖啡。正是这些平凡的日常,抚平了我在异乡的孤独。

我一直觉得,国家之间的交流,不只在高端会议和高层访问里。最坚实的基础,往往始于小事:一位耐心指导外国留学生的导师,一个邀请外国朋友来家里吃周末晚餐的家庭,或是一位清早赶来,只为陪你吃一碗粉的朋友。正是这些平常的相遇,让我通过亲身经历,真正读懂了越南。

韦洪月与越南朋友们。

这些都不在教材里,却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越南人。我明白,让许多外国人对这片土地依依不舍的,不只是风景和美食,更是日常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真诚、好客和情谊。

我博士论文答辩那天,家人因为工作和距离,没能来越南。可会场里,却来了许多越南老师和朋友,向我祝贺。

有人问我:“怎么没见你家人过来呀?”

我环顾四周。老师、朋友——这几年来一路陪着我的人,虽没有血缘,此刻却都在这里。

我笑着回答:“怎么会没有家人呢?今天来参加我答辩的朋友、老师们,都是我的家人。”

大家都笑了。但对我来说,这不是玩笑。这是我在越南生活、研究、学习多年后,最真实的感受。

博士论文答辩当天,许多朋友赶来向韦洪月祝贺。

回想这段读博的日子,还是觉得比想象中艰难得多。但也正因为艰难,我才更清楚地感受到那些默默帮助我、鼓励我、像家人一样关心我的人,给了我许多温暖。

我曾以为,博士岁月留给我的,只会是一页页论文和无数个通宵。可跟着我回到南宁的,却是那个让我笨拙地包出第一只春卷的小厨房,是导师耐心帮我修改初稿的餐桌,是和越南大哥共进早餐的那碗热粉,还有答辩那天陪在我身边的一张张笑脸。

我去越南,是为了求学。但我带回南宁最宝贵的东西,并不在那张博士学位证书里。

那是一种信念:两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依然可以有真挚而自然的情谊。

在曾经的异国他乡,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人”。

而这,或许就是越南送给我的最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