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者记忆中的巴黎协定

22:00 | 02/02/2023 Print
作为巴黎会议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成员,外交部前国际组织司司长、前越南驻瑞典大使,兼任芬兰、挪威、丹麦和爱尔兰大使范鄂先生,即使在88岁高龄,依然激动和感动地谈论在巴黎会议谈判桌上紧张斗智斗勇的日子,促成关于越南结束战争和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50 周年:民间外交明确体现越南抗战正义性 巴黎协定谈判和签署过程的历史见证者:巴黎协定传达了和平的信息 《巴黎协定》签署50周年纪念活动在法国舒瓦西勒鲁瓦市举行

2023年1月中旬,在庆祝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签署50周年(1973年1月27日-2023年1月27日)的热烈气氛中,在河内成功宿舍5楼一间2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范鄂先生指着墙上挂满的黑白照片,讲述着他的家庭、自学外语的过程并爱上外交行业的故事。

范鄂先生通晓英语、汉语、法语和俄语等四种语言。 1954年11月起在外交部工作,参加英语速成班,1956年10月被派往越南驻北京大使馆并先后两次担任记者和英语翻译,连续任期至1962年。

1968年,范鄂先生被派往关于越南的巴黎会议任职。当时他33岁,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最年轻的干部之一。

范鄂先生担任在巴黎会议的闭门会议和公开会议的翻译和会议记录员。(图:春中)
范鄂先生担任在巴黎会议的闭门会议和公开会议的翻译和会议记录员。(图:春中)

他说,刚接到任务时,他以为谈判只进行几个月,没想到长达近5年。他曾参加巴黎谈判期间的大部分活动:从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正式四方会议到美越闭门会议、协定签署仪式、国际定约签署仪式,之后是美越治愈战争创伤谈判(1973年5月和6月)。他既是翻译又是联络干部,在闭门会议和公开会议上以手写和录音笔做记录。这些记录都被黎德寿先生带回国进行汇报和请求指示。

讲述在像巴黎会议这样特别重要的会议上进行口译的经历时,范鄂先生表示,外交用语需慎重,口译员不仅要擅长外语,还得有知识,有常识,如果没有受过训练就得自学。

关于四方会议上桌子的故事

翻开他与《巴黎协定》谈判代表团其他成员、作家博顿(Lady Borton)女士10年前出版的《回顾1968年至1973年阶段有关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画册,范鄂先生表示,紧张的局势从选择谈判地点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经过多方考虑,越南和美国最终选择了巴黎作为谈判地点。对越南来说,巴黎既遥远又昂贵,但却是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越南正义斗争的有利地点。但是在这里,法国共产党和旅居巴黎的广大越南人社群愿意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自 1969 年 6 月以来,是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 克服后勤困难。

1969年1月18日,在法国巴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关于越南问题四方会议第一次会议,包括四个代表团: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与西贡政府。(图:文量/越通社)
1969年1月18日,在法国巴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关于越南问题四方会议第一次会议,包括四个代表团: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与西贡政府。(图:文量/越通社)

范鄂先生说:“巴黎当时是欧洲新闻业的中心。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团比来自河内或通过南方的解放电台更容易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在双边谈判继续进行的同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在巴黎会见了法国和国际友人;接受报社、电台、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参加国际会议,从而加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团结。”

范鄂先生指着四方会议的圆桌的照片说,为了确定桌子的形式,各方进行了非常紧张的交流和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想要将一个方桌或圆桌让四个代表团两两相对。美国则想要以一个圆桌或者一个长方形桌子分成两边排位。最后的决定是圆桌一分为二,四个代表团,成员分别坐在四组。这样的布局,可以随意理解为两方或四方。

他说:“美国代表团与越南共和国并肩而坐。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分别坐在两边,因为越南共和国代表团作为美国的走狗与美国坐得很近,不能代表南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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